上个周末我去东吴游玩，打算拍一些园林的照片，意外的是，我还没有完全走出火车站就把相机弄丢了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：

　　每当遇到周末双休，我都要好好想想要做什么。要么宅在家里，要么出去逛逛，而上海的景点我基本上都逛过了。于是，考虑去上海周边的几个城市看看。

　　我选择去东吴，因为东吴很近，高铁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到，路上的时间花得少就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吃喝玩乐。

　　周六早上我背着行李，带着相机，乘着G7004次高铁，不到八点半就到达了东吴站。

　　东吴拥有大约2500年的历史，充满了深厚的文化底蕴，就连它的火车站都给人一种古色古香的感觉，因为我发现“东吴站”三个大字像是某个王侯将相门头上的牌匾。

　　南广场中央矗立着北宋范仲淹的铜像，底座上写着他的名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不知为何，此时我忽然想到了北岛的那句诗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

　　广场南面是护城河，河对面就是古城墙，这里有许多游客在拍照，我也拍了许多，从车站出来我就一直在拍。

　　早上没有吃早餐，肚子感到有点儿饿。我坐到一处阴凉的花池上，旁边有一个垃圾桶，顺手把相机放在了垃圾桶上，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一盒饼干，一边吃一边望着来来往往背着大包小包的旅客。

　　我掏出手机，是我妈打来的。她在电话里责怪我很久不给家里打电话。我说，没什么事儿打电话也不知道说啥，何况每次打电话她都会数落我找对象的事情，次数一多，我就不乐意给家里打电话了。

　　我一接电话，就会不自觉地走动。等我挂掉电话，回到刚才的花池边，感觉似乎少了什么东西。我放在垃圾桶上的相机不见了。

　　一时间，我还无法相信相机丢了。我把背包翻了个底朝天，甚至还翻了垃圾桶，相机确实丢了。我仔细观察四周的每一个人，没有一个像是拿了我相机的。我慌了。

　　我向同在花池边休息的人询问，是否看到有人拿了我放在垃圾桶上的相机，我也问了拿着麻袋拾荒的大妈，他们都说没有看到。这时候，我看到了安装在广场上的摄像头。

　　于是，我找到火车站的安保室，向工作人员说明了我的情况。可是他们说，广场上丢的东西不归他们管，并且不能让我调取监控，因为这不合规定，不是谁随随便便就能看监控录像。

　　每个火车站都驻有警察，为了更快地看到监控录像，我没有打电话报警，而是直接找到了火车站的警卫室。

　　里面有两个年轻的警察，透过窗户能看到他们正无所事事地玩手机。我敲门进去，把丢相机的事情快速地说了一遍。然后说，希望他们带我去看监控录像。

　　一个警察说：“等一下，别着急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把身份证号报一下，还有你的手机号。”

　　我说，我叫宋二蛋，然后把身份证号和手机号说了一遍。他拿着笔在本子上记下了，然后说：“好了，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了。等我们找到了，就直接联系你。”

　　我没想到，人生中第一次找警察，竟是这样的遭遇。为人民服务的警察竟是这样敷衍。我假装平静的样子，再次把看监控录像的要求提了一遍。

　　一听到“为人民服务”，他似乎想起了什么，站起身来说：“怎么会不让看呢？这点儿小事儿，我带你去瞅瞅。”我松了一口气，这回能看到监控了。

　　再一次来到安保室门口，现在旁边有了警察，他们不会再拦我了吧。果然，他们很客气地让我们进去了。

　　录像上显示，是一个穿着红色短袖的男人顺手牵羊拿走了我的相机。可是，画面上看不清楚他的长相，并且他没有进火车站，他顺走相机的时间是9点06分，而现在已经9点43分了，这段时间恐怕他早已逃之夭夭了。

　　警察同志跟我说：“火车站丢东西的事情太常见了，十有八九都找不回来了。你这个相机，照我说，别指望了。”

　　一个安保人员说：“这件事还得怪你自己，好好的相机干嘛放在垃圾桶上呢？即便你找到那个人，他如果说‘我从垃圾桶捡的，以为没人要呢’你能怎么办？”

　　看完录像，我几乎打消了找回相机的念头，但是听到他们说出这样令人失望的话，不知怎么回事，我找回相机的欲望又燃了起来。

　　离开监控室，我又回到了广场上。我记得，监控画面上那个红衣男拿着相机往西边方向走了。广场西面是一个公交站，他会不会去坐公交了呢？

　　我背着包走到公交站台，这里是一个重要的公交枢纽，许多从火车站出来的乘客都会到这里换乘公交。所以，这里是许多公交线路的首末站点。

　　问路人是问不出结果的，还是要查监控，这时候，我有些感叹“天网监控系统”是多么强大的存在，电影《谍影重重》里马特·达蒙避开所有的摄像头又是多么的虚假和造作。

　　在公交站值班室有一位中年大叔和一位中年妇女，他们好像在说着什么有趣的事情。我敲了门，大叔问我什么事。我便把丢相机的事情，以及怎么找到这里的给他们说了一遍。

　　大叔好像很同情我，他说他儿子也喜欢拍照，买了好几台单反，那东西很烧钱。他问我，丢的是什么相机，是不是很贵。我说，是佳能6D2，也不算太贵，买的时候一万多。

　　聊了一会儿天，大叔很乐意帮助我，他让我看公交站的监控录像，我可以自己查找。根据时间点我找了二十几分钟把公交站的6个点位的监控录像都查了一遍，终于再次看到了那个红衣男。他在公交站等了十几分钟，在9点30分上了1206路公交车。

　　大叔告诉我，1206路有20多个站点，9点半那班车是刘师傅开的，现在已经10点半了，车早已到达终点，要想知道那个人从哪站下的车，要么到刘师傅那辆车上看监控，要么到公交总公司。

　　但是问题来了，大叔还告诉我，监控录像不是谁都能看的，丢失东西需要报警备案，公安人员才有权利查看，刚才的监控录像是他没有按照规定办事，他不能保证刘师傅会像他这么好说话。

　　我想到火车站的警察，人和人是如此不同。如果他们按照规定办事，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；如果他们不按规定办事，那更要等到猴年马月了。

　　我能想到的最好最快的解决办法就是，等刘师傅开着那辆公交回来，和他好好说说这件事，争取获得他的理解，能够直接查看录像。否则，真的无力回天了。

　　我在公交站一直等着，直到刘师傅开着1206路公交车再次回到这里，此时已经下午一点了。和刘师傅把前因后果说了一通，没想到的是，刘师傅竟然对那个红衣男有印象。

　　刘师傅说，他记得那个红衣男子脖子上挂着相机，上车刷卡时，刷了很长时间。我问他，还记不记得那个人在哪一站下的车。刘师傅想了想，他说好像在淞泽家园，但到底是几区他就记不清了。

　　原来淞泽家园共有9个区，1206路几乎贯穿所有的区，光站点名称就包括了二区、四区、六区和九区。另外，刘师傅还告诉我，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只能看实时的，不能看存储的。所以，我无法确定他在哪一个区下的车。

　　总算有了新的线索，时间很宝贵，我连午饭都没来得及吃，接着就乘坐下一班1206路来到了淞泽家园。

　　在淞泽家园9个小区中覆盖了3个商业广场，可见淞泽家园面积之大，如果挨个小区调查，可能要查到下周。考虑到肚子实在饥饿难耐，我打算先到靠近六区的普惠商业广场吃点东西，顺便仔细想想怎么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找到红衣男。

　　我想，红衣男如果喜欢拍照，也是个摄影爱好者的话，那么他很可能不着急把相机出手；如果他对摄影无感，那么他可能会把相机快速变现，攥在手里的钱比相机这个“赃物”更让人踏实。这里的商业广场有不少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店，他会不会来这种地方把相机处理掉呢？

　　想到这里，我便信心大增，把剩下的馄饨三下五除二全部搞定，接着我就到商业广场里逛逛看有没有收购单反的店铺。

　　结果，我逛遍了普惠商业广场所有的电子产品门店，都没有收购单反的，更别提打听到红衣男的下落了。接着，我又去了另一个商业广场。

　　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在一家二手电脑维修店看到了心心念的红衣男，他手里拿着的相机正是我丢失的那台。这时已经下午五点钟了。

　　他一开始矢口否认自己偷了我的相机，当我把自己寻找相机的过程全部说了一遍，并表示要报警时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拿了我的相机。但他不认为自己是偷的，他说，他只是看到垃圾桶上有一台相机，而四周又没有人看着，于是顺手拿走了。

　　我认真而严肃地对红衣男说：“姑且不算你偷的，即便是捡来的，如果你不还给我，也是违法的，你知道吗？”

　　找回相机以后，我就乘回程的1206路公交车回到火车站，然后买了时间最近的高铁票，返回了上海。

　　在回上海途中，我又想起了北岛的那句“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，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